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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印度的民主选举制度。
与中国一样,印度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两个伟大的国家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相似性.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是联邦制国家,独立后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议会民主制,这使印度的传统文明、传统文化打上了"深深的西方烙印".在议会民主制之下,政府拥有议会制度,其核心是承诺举行定期、自由和公正选举的选举制度.这个选举制度决定政府的组成、议会两院的席位、邦立法会和联邦议会,以及总统和副总统.
印度的联邦立法机构为国会.印度宪法规定:国会由总统及两院即联邦院(Rajya Sabha)和人民院(Lok Sabha)组成.总统本人不是议会议员,但他作为国家元首在议会的组成和立法活动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联邦院相当于议会上院,宪法规定联邦院议员总数不得超过250名.从法律上讲,联邦院与人民院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由于联邦院几乎不具备监督政府的职能和财政权,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它的地位比人民院低.
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它的主要职能为: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控制和调整联邦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并有权弹劾总统.人民院共有545个席位,其中除两名议员由总统从英裔印度人(Anglo-Indians)中任命外,其余议员均由选举产生.议员必须是印度公民,年龄不得小于25岁,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
印度的选举制度继承于英帝国的议会选举制，可以说是典型的西式民主施政，那么，在这个西式民主制度施政下的印度，它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印度目前只有38%的家庭能用上自来水,超过500万个家庭依靠河流和池塘取水;只有56%的家庭通电,50%以上的农村居民家庭用煤油照明;公路基础设施落后,在全国投票中,还有一些地方靠大象运送投票机.即使是收入有较大提高的中产阶级其生活质量的改善也受到公共设施的制约,更不用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缺乏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的3亿多贫困人口.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绝对收入在增加,另一方面,增长的地区差异却使相对贫困在扩大,这就是印度的现状。根据谢卡尔•艾雅尔(Shekhar Aiyar)的划分,印度各邦中按照人均收入的差异,可以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是最穷的邦,有曼尼普尔,比哈尔,奥里萨,中央邦,北方邦和特里普拉邦等;第二类是中等收入的邦,有阿萨姆邦,泰米尔纳杜邦,安得拉邦,克拉拉邦,拉贾斯坦邦,卡纳塔卡邦和喜马偕尔邦等;第三类是最富裕的五个邦: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西孟加拉邦.以1999年到2001年为例,这三年中贫穷邦的平均增长率为7.94%,中等收入邦的平均增长率为8.97%,而富裕邦的增长率为8.86%.增长率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的差异继续扩大.1971年时印度最富的旁遮普邦的人均收入是当时最穷的曼尼普尔邦的两倍,到1996年,旁遮普邦的人均收入就已经是最穷的比哈尔邦的三0倍还多.在更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收入增长的差异并没有因为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而缩小,反而呈不断扩大趋势.对此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原本富裕的邦由于劳动力素质较高,基础设施较好而能够竞争性地获得更多的私人投资,因而经济也就能够发展得更快.另外,从各年的增长速度看,越是贫穷的邦,经济增长起伏就越大,这也说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十分脆弱,更易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
在过去五年中,印度经济增长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在迈向工业化的阶段,各部门的增长本身就是不均衡的,代表更高生产率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要更快一些,从而才能够实现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变,并且也只有如此才能够吸纳从落后的农业分流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而印度的问题是农业下滑过快,而工业的增长又相对较慢,以致引起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从图2可以看出,农业产值在过去五年中起伏较大,其平均增长速度为2.3%,比1994～1999期间的3.5%的增长水平低了近40%.工业产值的增长率在1995～1996年度达到13%的创纪录增长之后,就开始放慢速度,尤其是在2001～2002年度增长速度更是降到了2.7%,是过去10年中最低的.印度工业产值在过去五年中的平均增长率低于整个90年代6%的平均水平.服务业虽然在三大经济部门中增长最为显著,但与上一个五年相比,也只是略微持平.服务业增长最快的部分是信息技术服务,而它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程度很高,因而能够提供的有效的就业岗位相对于新增的劳动力而言,不谛于杯水车薪.因此,对于农村的选民而言(仅农村就吸纳了印度60%的就业人口),由于农业增长缓慢,他们并没有从"闪亮的经济"中获益多少.相反,面对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只能引起他们更大的不满.
印度的社会财富不仅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印度还存在着世界上最让人匪夷所思的针对国内人民的种族隔离制度——种姓制度。在印度，只要出生于印度教地区，不管愿意与否，都属于种姓等级。传统法律书及民间用法把种姓分为好几个“瓦尔纳”（来自梵文，意为“颜色”）。如婆罗门（僧侣）、刹帝利（统治者和武士）、吠舍（平民和商人）、首陀罗（手艺人和劳动者）和贱民（地位在首陀罗之下的“不可接触者”）。贱民被认为过于肮脏，从而不被看作“人类”。印度拥有大约1.6亿贱民（其四分之三生活在农村）。日常生活中，他们经常受到欺压和侮辱。他们通常住在村庄之外的聚居地，到了高级种姓成员常去的街道，他们得从自行车上下来或者在走路时脱掉鞋子。他们一般不能喝井里的饮用水，或者，只能用一个特定的杯子。由于被认为不洁净，他们在公共汽车里只能站着，哪怕车上有空座他们也不能坐下。在茶商那里也是如此，即使凳子上没人他们也不得坐下……最近一份报告的统计数字说明了贱民们的状况：平均每小时有2个贱民受到攻击；平均每天有2个贱民被杀死，3个贱民女人被强奸。
贱民们要从事所有被认为最可耻的职业，尤其是那些直接接触血或者排泄物的活儿。他们焚烧尸体，打扫街道，清扫公共厕所，将动物尸体从马路上移开，分解动物尸骨，处理皮革……还有些贱民在庄稼地里辛苦劳作，得到的工钱少得可怜，他们受雇于地主，地主把他们当奴隶对待。印度如何形成了现在的局面？半个世纪前印度独立时制定的宪法第17条明确规定：“任何形式的不可接触制都已经被废除。”更让人高兴的是，贱民也可以享受公务员职务配额。问题在于，这些好听的规定几乎都没有实施。比方说，政府里的贱民通常是到最后才会被提拔，并且担任高级职务的贱民人数少得可以忽略不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德里议会通过的法律与印度教教义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另外，传统要求贱民父母生出的孩子也是贱民，那法律能有什么用？试图掩饰出身只会是徒然：家族姓氏、家庭住址甚至手势动作都能说明一个人的地位。不要忘了还有职业。
一家国际组织负责人亨利•蒂法涅解释说：“种姓制度在联合国内部是个禁忌话题。不过自1996年以来，联合国明确把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的歧视现象等同于种族问题。来自外国的压力非常重要，因为印度要保全其形象。”对于出身贱民的科切里尔•纳拉亚南1997年出任印度总统，蒂法涅说：“那都是迷惑人的。现任总统是名穆斯林，他的继任者可能是个基督徒！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非常清楚，一旦担任了领导职务，贱民们就忘了他们的根。自独立以来，最高法院共有大约260—270名法官，你知道其中有多少人是贱民？3个人！最早的一人是1975年被选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官方的配额政策有什么用？”蒂法涅还说：“贱民的唯一希望就是致富。当贱民在经济上占的分量重了，他们的声音就不会没人理睬。如果贱民们希望摆脱自己的境况，他们就得占据一些权力职位，购买田地，创建企业，投身选举。总而言之，就是要掌握发言权，让别人看得到自己。年轻一代将不会长久忍受被压迫状况。”贱民制度，让1亿6000万印度人都身陷在这个无期徒刑制中。
对于一味鼓吹一人一张选票的人可以看看，民生和民主对一个国家而言到底哪个更重要，印度早已给出了答案。在一个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的国家，实行一人一张选票就会实现人类理想中的神圣民主吗？马克思早就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弱势群体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注定了没有发言权，而这岂又是一张选票所能解决的问题。议会选举制度归根结底还是选举代理人制度，西方强国人民经济划分结构呈现菱形，中产阶级占国家的主体，国家领导阶层能够以最广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国民群体为对象施政，容易实现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精神，而且西方国家法律制度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法律体系相对完善、成熟，能够有效的保证民主体制的实施和不受干扰。而反观印度与中国，人民经济划分结构同为金字塔形，经济弱势群体均占很大比重，印度实行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却最终只能成为有钱人的游戏，下层人民依然在贫困与歧视中徘徊、绝望，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一党专政，没有选举，没有投票，限制了人民的部分政治自由，但是国家能够更有效的调动经济指挥棒棒，使国力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就算在当前国情的中国实行了一人一票选举制，议会又将会成为谁的游戏？在民生这个大包袱与民主这个大蛋糕前，选择哪一个才是真民主与伪民主，才是真正代表了普通人民的利益，人民早已一目了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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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7-15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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